回到乡村:投资客,隐士,流浪者

来源: 凤凰网2023-08-17 21:39:16
  

在安徽黟县,我认识的这些人都有过城市的生活经验,他们来到乡村,有的是为了做生意,有的是想躲起来,也有的只是想逃离城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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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相关资料图)

从北京到黄山的航班只有一班,晚上九点,出机场后,我见到了吴永泽。他开一辆银色的理想SUV,接我的同时,也要接另一位从广州飞来的政府官员,尽地主之谊。237国道没有路灯,山谷中几乎只有我们这一辆车。吴永泽谈论起费孝通的《乡土中国》。他说村里人没有交通概念,走路常走在马路中间,有时这让他恼火。车灯下,237国道和右侧的横江若即若离。横江是新安江的源头之一,明清时期,徽商走新安江水路抵达苏杭,销售山货土产,徽州地区流传着“不忙不忙,三日到余杭”的民谣。现在长三角仍然是安徽人口流出的主要目的地。吴永泽的选择与此相反,他离开上海,来黟县待了3年。他1994年考到北京,念法语系,毕业后在非洲、欧洲做对外投资方面的工作。留在安徽一开始是偶然。文旅行业因疫情重创,他没法继续在上海投资,便转而到黟县做实业。

一小时后,有了路灯,我们进入了黟县县城。还没看清什么街铺,几个转弯,几分钟后又到乡下了。黟县是安徽省人口最少的县城,只有两三万人常住。县政府很喜欢从大城市来本地创业的精英,称他们为“新黟县人”。吴永泽作为典型,常出现在政府报告里,逢年过节,受到领导的走访慰问。

吴永泽就住在老城区的麻田街,离碧山村村口五分钟车程。当晚,我住进了碧山村村口的一家民宿,这是老吴的朋友王一寒的产业。

王一寒与吴永泽的合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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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早晨,一位叫“静”的管家准备了早饭。她26岁,本县人。她住在县城,早上先送孩子上学,然后骑电动车,带着水果蔬菜来村里上班,月薪3200元。客房阿姨50多岁,一边上班,一边照顾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的婆婆。她们告诉我,这家民宿之前只招待老板的朋友,最近为了评选全国甲级民宿,才接订单。我的客房叫“菩提”,房费1280元,在二楼的5间客房里是中等价位。我也是作为“老板的朋友”入住,没花钱。

餐厅是玻璃屋样式,摆了两排柚木餐桌。玻璃门外的青石板上摆了一张灰色木长桌,两张躺椅,几只瓦罐。眼前是大片油菜花地,几棵松树,徽派民居。吃完饭,我参观了民宿内部。王一寒花了五十多万买下这座明宅,又花了六七百万修缮、改建。改建时保留了中式的天井、中堂和马头墙,也新建了西式的壁炉。传统徽派建筑内部空间紧凑,楼梯紧贴侧墙,既陡且直,王一寒用东侧厢房的空间,重建了更为平缓的双层楼梯。

在拥有44个古村落的黟县,将老房子改成民宿不是新鲜事。对于隐居乡村的艺术家和文艺青年来说,经营民宿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。政府鼓励商业力量介入古建筑的抢修,视其为乡建的起点之一。

这家民宿与碧山书局只隔着一条两米宽的巷子。碧山书局是先锋书店的第一家乡村书店。这里原本是汪氏祠堂启泰堂,清代修建。碧山村村委会和先锋书店签了合同,允许后者免费使用祠堂50年。现在,碧山书局已经是碧山村的旅游地标。

前一天晚上,我在机场已经见过王一寒。她个子高,穿匡威帆布鞋。下午3点多,我在她的另一家酒店又见到她,她正躺在草坪上晒太阳,面前是百亩油菜花田。“电线杆以这边的,全部是我们的地,我们店里吃的菜油、米,全是自产的。”她说。

那家酒店建在丰梧村,是新式徽派建筑,白墙黑瓦,一些客房带有独立的日式庭院,每晚的价格在2000元以上,主要接待有钱有闲的中产阶级。在王一寒住的别墅“寒舍”里,她把泉水引到室内,泉水在日式榻榻米下流过,她拿木勺取水煮茶,招待我喝冰岛红茶,据说那茶一斤要一万二。

王一寒说起当导游时的趣事。大专毕业后,她曾在老家蒙城县的旅行社工作,有一次,她拉着一车游客去河南。过收费站时,工作人员不认本、只认车——车的座位改造过,少了两个——尽管行驶证上标示核载34人,他们非要按36座收费。王一寒把乘客都喊下来,手拉手,拦死了收费站。场面闹大了,收费站负责人赔礼道歉,最终按34座收费。“年轻时候就不怕跟人家干仗。”她说。遇上插队的,她绝对会一把给对方捎到后面去。还有一次,2009年,她去温州展会推销公寓。展会没结束,她想提前回去,就去了另一家展位报名,加入看房团,打算顺便搭他们的车回去。上车后,她跟其他人聊天,说她那边有个项目更好,说到最后,截胡了一车人,司机在黄山市下了高速。那是她来黄山的第一年。她很快在黄山结了婚,丈夫是酒店设计师,此后14年,他们在黄山市区和黟县一共开了7家民宿。

王一寒做生意好像很随性。2013年,生完两个孩子,她开了个童装店,因为喜欢吃水果,她又开了个水果店。在黟县,她的第一个项目是改造老城区的麻田街,接着就碰上了新冠疫情,生意惨淡。好在乡下的日子还算舒服,她骑摩托车去后山,也背着筐子采点野花。她有一辆拉风的黑色Triumph摩托车——英国制造,售价16万。我不知道过去三年她亏了多少钱,但她看起来并不急切。她是在做生意,但更是像在经营一种生活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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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永锋家建在一座小山的半山腰,书房是其中最重要的活动中心。这里有几面满墙书架,有绝版书,比如袁枚《小仓山房诗文集》、夏志清《文学的前途》,也有《中层领导必备》、《在不安的世界安静的活》。长桌上摆着画册,《珍藏布列松》、《美国摄影百科全书》。电影幕布,竹子隔断,茶室,石砌吧台,音响,唱片机,塔科夫斯基的八碟合集,木质天花板,红砖墙壁,青砖地板。书房外平台的院子能俯瞰山下的村庄。

温永锋的书房内部

我们到的时候温永锋正在厨房忙,他杀了两只公鸡,用土灶炖。书房下是两间黄泥土房,一间画室,一间酒吧,火炉上摆着一本《流俗地》。门外是个小池塘。他的住处是另一栋房子,装修更为现代的三层小楼。这些建筑一起被他命名为“丰溪兰亭”。

温永锋戴一副白框眼镜,话少。吃完饭,他领我去茶室,聊起他的经历。2013年,北京雾霾严重,二女儿刚出生,支气管炎发作,咳嗽。那时他已经在北京待了10年。我们老是搬家,你会不会觉得没有家?有一次,他问大女儿。锅一直跟着我们,有锅的地方就是家,女儿说。温永峰决定找个地方安定下来。温永锋的老家在河南安阳,父母离异得早,小时候跟奶奶在农村生活。但这次搬家,他没有想过回去,“在河南找不到过去的乡村记忆,真正的故乡、心灵的归宿,肯定在别处。”他接连考察了云南、陕西,中间差点跑到陇南——那里也是水乡,但人文底蕴差了些——最后找到黟县。

从温永锋的院子能看到的村庄叫程家山。丰溪河流经这里,30多户人家沿河而建,菜园、田地都是小块方形,门口的柴火码得齐整。和那些被称作“空心村”的中国村庄一样,年轻人外出求学、务工,常住程家山的人家只剩10户左右。我理解这里为什么吸引温永锋,和人们刻板印象里土气的农村比起来,徽派建筑水墨丹青的审美趣味是文人式的,古村落依山傍水、布局方正,民风淳朴,有明清理学影响的痕迹。

我多次去温永锋的房子拜访。从碧山村步行到程家山需要走3公里,大约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。第一次,我找民宿管家帮忙,花60元雇了辆出租车。司机从宏村过来,他说,整个黟县只有30辆出租车,到了旅游旺季,加价到300块也找不到车。温永锋每次都来碧山村的村口接我,有时他开着那辆红色的Smart敞篷车,在村庄里颇为亮眼,有时又开来一辆电动三轮车,舒服朴素。

我很好奇他的过往。一天晚上,我们在露台上喝茶,他找出早年的照片。刚来黟县时,温永锋留着长发,比现在清瘦许多。买下山下的两栋民宅时,他31岁。在北京他开了一家翻译公司,用70种语言翻译各国的行业标准,比如石油化工、电力能源、机械装备,客户主要是跨国企业。离开北京,来了黟县,买完房子他的积蓄所剩无几,他就一边盖房子,一边接项目。那三四年时间,他每天都在操心工人该如何安排。

一开始,温永锋只想在山间盖个草屋,种点菜,养点鸡。“(可那时候)很奇怪,我明天需要2万块,第二天马上就有一个2万的单子来,连数字有时候都这么巧合的。”他停顿了一会儿,接着说,2018年,房子失火,把他前三十年的东西烧了个精光。

马头墙起到了防火作用,没有殃及周边建筑,也没有人受伤。只烧了一间,造成了上百万的经济损失,旧照片、德国相机、保险柜里的首饰都烧没了。经济损失温永锋不太在意,真正让他伤心的是,在物理意义上,他和过去的连接消失了。他告诉我,站在灰烬上时,他想到了博尔赫斯的《环形废墟》,在那个短篇的结尾,作者写道,“他宽慰地、惭愧地、害怕地知道他自己也是一个幻影,另一个人梦中的幻影。”

大火过后,温永锋花了一年时间重建这间房子,现在,失火的原址已经重建成了画室,供他的一位朋友作画。

妻子和三个孩子住在县城,温永锋久居山里。十岁的二女儿不能理解,有天傍晚,蹲在坡道上哭,“这里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,都是虫,死的、活的,还有蜘蛛,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这个地方呢?”温永锋问她,假如爸爸送她回家(县城的家)的话,她会干什么呢?女儿想了一会儿说:躺着。

要融入村里的生活,温永锋说,首先得像村民一样劳作,他已经习惯去山上砍柴,在院子里种菜。我们夜里喝的泉水,是他从对面山谷里引来的。他指给我看北斗七星,“太美了,到了夏天,往下一躺你就融入了银河。再有一个月,草丛里、竹林里全是萤火虫,星星点点地在那儿浮动。再待一辈子我也待不够。”他向往像康德这样的哲学家:他们一生都待在一个地方,不出远门,却有所成就。

碧山的外来者,比如吴永泽,都很乐意到温永锋的房子里呆着,也乐意向这位朋友咨询投资上的问题。在他们看来,老温有学识也有头脑,是个隐藏在山上的高人。

“别人就觉得你这个人有点神秘、有点装,真不是装,在这里我始终是一个平民。”温永锋说。他说,做翻译工作时他不想意义,只求谋生,他将自己定义为技术型人才,而非知识分子。

温永锋的书房外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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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关于碧山计划的种种记录中,我印象最深的是发起人欧宁的自白。他说,“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都在强调城市是成功生活的象征,我们做这个事情是要强调农村的价值。”

欧宁在广东遂溪县的农村长大,1993年毕业于深圳大学。他离家求学成功,妹妹却没那么顺利。他曾在多个场合提及,妹妹中学毕业去了深圳的玩具厂打工,尽管在深圳有了房子,也从未在城市里建立自信。他拍摄了两支关于城中村的纪录片《三元里》和《煤市街》,将镜头对准因为农村破产而涌入城市寻找生存机会的农民。同一时期,赵本山以农民形象活跃在春晚舞台上,他的小品成为民间理解农民的公共文本之一。学者刘岩在《历史、记忆、生产》一书里分析,在赵本山的小品里,“憨直、愚拙”的农民之所以引人发笑,就在于他们“总是踩不上现代化的点儿,无力与时代一起进步”。

欧宁和左靖希望以文化和艺术的角度介入乡村建设,改变农民的观念,让他们认识到农村的价值,进而对自己的生存方式产生自信。欧宁说,选择皖南乡村,是因为它不像遂溪农村那么贫困,民风不至于彪悍,又有大量的徽州文化资源可待挖掘。

当时,左靖在安徽大学任教。2011年,他带领学生在黟县调研民间手工艺,用两年时间出版了《黟县百工》一书。他们还举办了首届“碧山丰年庆”艺术展,邀请众多艺术家、建筑师和音乐人到访碧山:先锋书店创始人钱小华经此一行后,决定在碧山村开设碧山书局;五条人则在这里创作了《城市找猪》,歌词里写道,“农村已科学地长出了城市”。

但农村的现实远比他们想象得复杂。对黟县来说他们更像闯入者。他们似乎没做好和政府打交道的充足准备。阻碍越来越多。2012年,黟县政府邀请欧宁承办黟县国际摄影节。在欧宁计划中,第二届“碧山丰年庆”将会与摄影节同期举办。结果摄影节开幕前一天,两项活动都被紧急叫停。“取消活动我们也能理解,因为我们有大量的照片反映中国过度城市化导致的环境破坏。”欧宁后来说。碧山计划后来陷入停顿,但这些年来关于乡村建设的讨论,总是绕不开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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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永泽对碧山计划有看法,作为商人,他总觉得艺术家在乡村做艺术展,目的是展示给城里人。相较于文化和艺术,吴永泽更看重生产和交易,他认为这才是外地人融入本地的关键,也是事实上的乡村建设。

1975年,他出生于吉林省榆树市怀家乡,那里和黑龙江省一水之隔。“吴”姓在村里是孤姓名,势单力薄。他记忆里,家里很少有现金。父母在田地里足够辛勤地劳作,种玉米土豆,生活却没有因辛劳而改善。吴永泽幻想过无数次出生在村长家的场景。他第一次对“城里人”有了印象是1987年。那年春晚,费翔一身红色垫肩西装亮相,唱了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。“他长得超级帅,个子又高,衣服"buling buling’的,我就觉得,天呐,怎么世界是那样子的。”吴永泽回忆。

七年后,吴永泽考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。此后他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否定期。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,“‘怀家’按道理来说是一个取得很雅的名称,体现着很美妙的乡愁,值得我在同学面前吹嘘。可是后边加了一个‘乡’字,立即境界全无,变得土里土气,浑身的玉米碴子味。”他当时交了一位在城里的女朋友,因为花钱问题吵得厉害。吴永泽觉得自己的钱是公用的:学费既是亲戚凑出来的,他自然得有所回报。但女朋友在城里长大,没有受过这种恩惠,也很难理解这种义务。

“我人生的很多改变都是因为我学了外语。”吴永泽说。1998年他大学毕业后出国,他在外企做公关,又去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,在非洲推广中国工程技术标准。当时他每个月能挣一万元,而当时北京的月工资水平是六七百元。不久,他就在北京买了房。

“所以你其实在进城两三年后就接受了新的身份?”我问吴永泽。

“也不是,城乡差距导致的个人性格自卑,几乎是伴随终生的。”吴永泽说。

前些年,因为工作,在法国和意大利,吴永泽看到过理想的乡村生活:城市的生活在乡下开展,便利性不输城市,又拥有城市不具备的自然环境。2016年,因为温永锋介绍,他来黟县玩,惊讶于黟县的自然植物、建筑风格,地理位置好,距江浙沪的消费市场很近。碰上疫情,城市里没有事情可做,他来黟县越来越多。在丰梧村,他投资了朴蔓农场,种黑玉米、养鹿、办音乐节,把酒厂的米酒卖到北京和上海的市集。因为发现只有工厂赚钱,他又在麻田街开了一个香肠工厂。

在黟县,在温永锋的阁楼住过一阵后,吴永泽搬到了麻田街。房子二层只有一间卧室,一层是带院的茶室。厨房里没有刀,只有一口煎锅,煎鸡蛋和奶酪。在黟县,吴永泽主要靠蹭饭生活。夏天他六点前就起床,先去县城的球场打网球,一小时后上山,跳进水库游泳,然后在水库旁吃早饭。他有重新给事物命名的兴致,比如瓦尔登水库(位于丰梧村,在地图上叫丰口水库)、七里香山谷(地图上没有)。

我跟吴永泽去麻田街的“咖啡陪你”,店面在漳河北岸,临着一座始建于南宋的通济桥。这里是黟县古城区,保留了大量明清建筑。2015年,漳河两岸的直街和麻田街被评为安徽省历史文化街区,随后本地国企进行开发,王一寒也参与其中,把麻田街改造成了“黟川两岸文化街区”,并开了两家民宿。但游客多直奔宏村、西递,在县城停留很少,漳河两岸游客寥寥,生意一般。

吴永泽住到麻田街前,这家咖啡馆换了两任老板,因为毫无起色已经暂停营业。他找了几位朋友,各自出了几千块钱,买了一个咖啡机和果汁机,又把咖啡馆重开起来,“最差的结局就是开店的是我们,消费的也是我们,但至少多了一个大家没事就可以在这里呆着的地方。”他说。

我们在二楼的咖啡桌坐下,吴永泽讲起他融入乡村的经验:想要融入这里,就得出现在本地人婚丧嫁娶的重要场合,随份子,对老年人表现出充分的尊重。他也讲到徽州人“保守而有礼”的特点,黟县作为一个旅游城市的吸引力。吴永泽乐于谈论乡土社会,后来他给我列过一个清单,上面写了他想讨论的12个课题,其中包括野猪的困境、种田技巧、新上山下乡知识分子与新乡绅的角色。

吴永泽回味自己在城市的工作,觉得那是“规则范围内实现利益最大化,进行合法侵占,这种事情做多了,人完全变成了商业主体,没有一点人情味”,现在在乡下做生意,往往是玩平衡游戏,要兼顾人情与利益,与大城市的零和游戏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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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运爽35岁,穿着连帽卫衣、运动裤和棕色短靴,头发打了摩丝,三七分向后梳。2020年,他在朋友的邀请下来到黟县,在漳河两岸开了融合菜馆、咖啡馆、涮肉店和西餐厅。

咖啡馆正对着通济桥,坐在二楼窗台前的高脚凳上,能看见漳河,河对岸的古城,还有在漳河边洗衣服的人。尽管咖啡馆的外立面仍有马头墙,建筑内部也保留着天井和木窗,但家具不再是古朴的实木,而是白色金属座椅、露营箱咖啡桌。

来黟县前,史运爽在阿那亚做行政总监。阿那亚社区在秦皇岛,2014年还只是一片沙滩时,史运爽就睡在沙滩的帐篷里。有一阵子,他白天穿着救生衣,在海边带玩水上项目,傍晚准备篝火晚会,更晚些穿上正装,组织酒会。来黟县,一方面是自己想过一个慢节奏的生活,另一方面也想做自己的事业。他希望围绕着餐饮、民宿,打造“新乡居慢生活”,与景区经济区别开。他觉得这受惠于碧山计划打下的基础。“没有碧山工销社和先锋书局,也就没有碧山的今天,我们未来做的事情其实也是在借力。”

不过,跟吴永泽不同,尽管喜欢这里,但史运爽对于谈论乡村话题的兴趣不大。这可能跟年龄有关。另一个人夏玥的例子也是。乡村更像是年轻人们在城市以外的过渡。夏玥在碧山村开了一家店,店名就叫“一个店”。她把木窗、木门漆成暗红色,墙面刷成土黄色,找了一块废弃门板架起来当长桌。店里卖小商品,袜子、耳饰、毛毡包、动物摆件。夏玥留粉色短发,招呼客人时总站着,她在前台桌底放了瓶1.2升的可乐,忙得吃不上饭时就喝几口补充糖分。

夏玥快35岁,但却像我的同龄人:辽宁人,北漂,女孩儿,在互联网公司上班,没结婚,没多少存款,三年前才离开北京。我很好奇,官员和村民都欢迎城里来的投资客,那些逃离城市竞争的人,在乡村可以创造生活吗?

一天雨后,夏玥骑着电动车载我在村里村外转了一圈儿。在车上她说,2019年她离开北京,最直接的原因是自卑。干最后一份工作时,她卷入了公司派系斗争,遭到同事孤立,还得为领导承担责任。这些事说起来没完没了,她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,她怀疑自己不具备社会化的能力,并且自我意识过剩。

“你知道有一种叫流浪者的人吗?”夏玥问。她解释,就是那些在青年旅舍做义工的人,拿着两千多的工资,想着先干两天,结果一干两三年。“这种人多多少少有社会性人格障碍,但这是社会的失败,不代表我个人的失败,对吧?”

在黟县,第一年,听到电话响,夏玥仍然紧张得心慌。过去她在万达影业编辑刊物,手机铃声如果在半夜响起,就意味着发生了出版事故。领导常用命令的口气说,“不能出错”、“马虎不是出错的借口”。那阵子压力太大,她做梦都在开会、改稿。

开店三年,夏玥没有攒到钱,甚至有些亏损:赚了6万多,慢慢花没了,再赚8万多,又花没了。就这样循环。跟在北京时一样,她想结婚,并且有生育焦虑。但她又说,无论如何,待在乡下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挺快乐。“我逃避能解决问题,我还是逃避,我不觉得人必须看心理医生,必须要治好毛病。就自己待着就好了。我不内耗就可以了。”她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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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黟县前,我猜想那里或许存在一种生活实践,既有益于身心,又对乡村有利。

我出生于安徽省岳西县,一座地处皖西南大别山区的县城,离黟县3小时车程。无论物质上,还是文化上,小地方的贫瘠让我不满,有时候甚至为此羞耻,青春期,我最急迫的冲动是逃离家乡。等考上大学,进入城市,我又感到惶惑。和吴永泽一样,我一度无法正视“农村”这个词。我试图在文学里寻求慰藉,但很快就厌倦了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乡土叙事,在知识精英的视角里,我总是看到凋敝的乡村、愚昧的农民和作者一厢情愿的怀乡病。

真正回忆故乡的时候,我常常想起少年时代无忧无虑的乡村生活,骑自行车冲向下坡路的畅快,和好友徒步到山里露宿时,我们一起哼唱《友谊天长地久》。但童年记忆里的那些“纯真”,显然也不能概括乡村的全貌。在乡村,生活本身就是首要目的,而不是为外界提供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想象,也不是提供愚昧落后的批判样本。

因为历史文化的痕迹,又经历过知识分子改造,黟县固然不是一个典型的乡村。在这里,我认识的这些人都经历过“城市化”,有北京、上海或者省会城市的生活经验。这符合欧宁多年前的判断:返乡的条件一个是思想,他已经过腻了(大家以为很好的)城市生活,第二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,以保障在农村的生活是舒适的。

回北京后,我又和温永锋、吴永泽联系了一次。吴永泽尝试拍视频、直播,要把农产品卖到城市。我希望当地农民能跟他一起赚到钱,实现他对乡村的期许。温永锋隐居已经第十年了,希望他能继续随心所愿,继续隐居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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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sdnew00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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