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到乡村：投资客，隐士，流浪者

在安徽黟县，我认识的这些人都有过城市的生活经验，他们来到乡村，有的是为了做生意，有的是想躲起来，也有的只是想逃离城市。

1

(相关资料图)

从北京到黄山的航班只有一班，晚上九点，出机场后，我见到了吴永泽。他开一辆银色的理想SUV，接我的同时，也要接另一位从广州飞来的政府官员，尽地主之谊。237国道没有路灯，山谷中几乎只有我们这一辆车。吴永泽谈论起费孝通的《乡土中国》。他说村里人没有交通概念，走路常走在马路中间，有时这让他恼火。车灯下，237国道和右侧的横江若即若离。横江是新安江的源头之一，明清时期，徽商走新安江水路抵达苏杭，销售山货土产，徽州地区流传着“不忙不忙，三日到余杭”的民谣。现在长三角仍然是安徽人口流出的主要目的地。吴永泽的选择与此相反，他离开上海，来黟县待了3年。他1994年考到北京，念法语系，毕业后在非洲、欧洲做对外投资方面的工作。留在安徽一开始是偶然。文旅行业因疫情重创，他没法继续在上海投资，便转而到黟县做实业。

一小时后，有了路灯，我们进入了黟县县城。还没看清什么街铺，几个转弯，几分钟后又到乡下了。黟县是安徽省人口最少的县城，只有两三万人常住。县政府很喜欢从大城市来本地创业的精英，称他们为“新黟县人”。吴永泽作为典型，常出现在政府报告里，逢年过节，受到领导的走访慰问。

吴永泽就住在老城区的麻田街，离碧山村村口五分钟车程。当晚，我住进了碧山村村口的一家民宿，这是老吴的朋友王一寒的产业。

王一寒与吴永泽的合影

2

第二天早晨，一位叫“静”的管家准备了早饭。她26岁，本县人。她住在县城，早上先送孩子上学，然后骑电动车，带着水果蔬菜来村里上班，月薪3200元。客房阿姨50多岁，一边上班，一边照顾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的婆婆。她们告诉我，这家民宿之前只招待老板的朋友，最近为了评选全国甲级民宿，才接订单。我的客房叫“菩提”，房费1280元，在二楼的5间客房里是中等价位。我也是作为“老板的朋友”入住，没花钱。

餐厅是玻璃屋样式，摆了两排柚木餐桌。玻璃门外的青石板上摆了一张灰色木长桌，两张躺椅，几只瓦罐。眼前是大片油菜花地，几棵松树，徽派民居。吃完饭，我参观了民宿内部。王一寒花了五十多万买下这座明宅，又花了六七百万修缮、改建。改建时保留了中式的天井、中堂和马头墙，也新建了西式的壁炉。传统徽派建筑内部空间紧凑，楼梯紧贴侧墙，既陡且直，王一寒用东侧厢房的空间，重建了更为平缓的双层楼梯。

在拥有44个古村落的黟县，将老房子改成民宿不是新鲜事。对于隐居乡村的艺术家和文艺青年来说，经营民宿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。政府鼓励商业力量介入古建筑的抢修，视其为乡建的起点之一。

这家民宿与碧山书局只隔着一条两米宽的巷子。碧山书局是先锋书店的第一家乡村书店。这里原本是汪氏祠堂启泰堂，清代修建。碧山村村委会和先锋书店签了合同，允许后者免费使用祠堂50年。现在，碧山书局已经是碧山村的旅游地标。

前一天晚上，我在机场已经见过王一寒。她个子高，穿匡威帆布鞋。下午3点多，我在她的另一家酒店又见到她，她正躺在草坪上晒太阳，面前是百亩油菜花田。“电线杆以这边的，全部是我们的地，我们店里吃的菜油、米，全是自产的。”她说。

那家酒店建在丰梧村，是新式徽派建筑，白墙黑瓦，一些客房带有独立的日式庭院，每晚的价格在2000元以上，主要接待有钱有闲的中产阶级。在王一寒住的别墅“寒舍”里，她把泉水引到室内，泉水在日式榻榻米下流过，她拿木勺取水煮茶，招待我喝冰岛红茶，据说那茶一斤要一万二。

王一寒说起当导游时的趣事。大专毕业后，她曾在老家蒙城县的旅行社工作，有一次，她拉着一车游客去河南。过收费站时，工作人员不认本、只认车——车的座位改造过，少了两个——尽管行驶证上标示核载34人，他们非要按36座收费。王一寒把乘客都喊下来，手拉手，拦死了收费站。场面闹大了，收费站负责人赔礼道歉，最终按34座收费。“年轻时候就不怕跟人家干仗。”她说。遇上插队的，她绝对会一把给对方捎到后面去。还有一次，2009年，她去温州展会推销公寓。展会没结束，她想提前回去，就去了另一家展位报名，加入看房团，打算顺便搭他们的车回去。上车后，她跟其他人聊天，说她那边有个项目更好，说到最后，截胡了一车人，司机在黄山市下了高速。那是她来黄山的第一年。她很快在黄山结了婚，丈夫是酒店设计师，此后14年，他们在黄山市区和黟县一共开了7家民宿。

王一寒做生意好像很随性。2013年，生完两个孩子，她开了个童装店，因为喜欢吃水果，她又开了个水果店。在黟县，她的第一个项目是改造老城区的麻田街，接着就碰上了新冠疫情，生意惨淡。好在乡下的日子还算舒服，她骑摩托车去后山，也背着筐子采点野花。她有一辆拉风的黑色Triumph摩托车——英国制造，售价16万。我不知道过去三年她亏了多少钱，但她看起来并不急切。她是在做生意，但更是像在经营一种生活方式。

3

温永锋家建在一座小山的半山腰，书房是其中最重要的活动中心。这里有几面满墙书架，有绝版书，比如袁枚《小仓山房诗文集》、夏志清《文学的前途》，也有《中层领导必备》、《在不安的世界安静的活》。长桌上摆着画册，《珍藏布列松》、《美国摄影百科全书》。电影幕布，竹子隔断，茶室，石砌吧台，音响，唱片机，塔科夫斯基的八碟合集，木质天花板，红砖墙壁，青砖地板。书房外平台的院子能俯瞰山下的村庄。

温永锋的书房内部

我们到的时候温永锋正在厨房忙，他杀了两只公鸡，用土灶炖。书房下是两间黄泥土房，一间画室，一间酒吧，火炉上摆着一本《流俗地》。门外是个小池塘。他的住处是另一栋房子，装修更为现代的三层小楼。这些建筑一起被他命名为“丰溪兰亭”。

温永锋戴一副白框眼镜，话少。吃完饭，他领我去茶室，聊起他的经历。2013年，北京雾霾严重，二女儿刚出生，支气管炎发作，咳嗽。那时他已经在北京待了10年。我们老是搬家，你会不会觉得没有家？有一次，他问大女儿。锅一直跟着我们，有锅的地方就是家，女儿说。温永峰决定找个地方安定下来。温永锋的老家在河南安阳，父母离异得早，小时候跟奶奶在农村生活。但这次搬家，他没有想过回去，“在河南找不到过去的乡村记忆，真正的故乡、心灵的归宿，肯定在别处。”他接连考察了云南、陕西，中间差点跑到陇南——那里也是水乡，但人文底蕴差了些——最后找到黟县。

从温永锋的院子能看到的村庄叫程家山。丰溪河流经这里，30多户人家沿河而建，菜园、田地都是小块方形，门口的柴火码得齐整。和那些被称作“空心村”的中国村庄一样，年轻人外出求学、务工，常住程家山的人家只剩10户左右。我理解这里为什么吸引温永锋，和人们刻板印象里土气的农村比起来，徽派建筑水墨丹青的审美趣味是文人式的，古村落依山傍水、布局方正，民风淳朴，有明清理学影响的痕迹。

我多次去温永锋的房子拜访。从碧山村步行到程家山需要走3公里，大约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。第一次，我找民宿管家帮忙，花60元雇了辆出租车。司机从宏村过来，他说，整个黟县只有30辆出租车，到了旅游旺季，加价到300块也找不到车。温永锋每次都来碧山村的村口接我，有时他开着那辆红色的Smart敞篷车，在村庄里颇为亮眼，有时又开来一辆电动三轮车，舒服朴素。

我很好奇他的过往。一天晚上，我们在露台上喝茶，他找出早年的照片。刚来黟县时，温永锋留着长发，比现在清瘦许多。买下山下的两栋民宅时，他31岁。在北京他开了一家翻译公司，用70种语言翻译各国的行业标准，比如石油化工、电力能源、机械装备，客户主要是跨国企业。离开北京，来了黟县，买完房子他的积蓄所剩无几，他就一边盖房子，一边接项目。那三四年时间，他每天都在操心工人该如何安排。

一开始，温永锋只想在山间盖个草屋，种点菜，养点鸡。“（可那时候）很奇怪，我明天需要2万块，第二天马上就有一个2万的单子来，连数字有时候都这么巧合的。”他停顿了一会儿，接着说，2018年，房子失火，把他前三十年的东西烧了个精光。

马头墙起到了防火作用，没有殃及周边建筑，也没有人受伤。只烧了一间，造成了上百万的经济损失，旧照片、德国相机、保险柜里的首饰都烧没了。经济损失温永锋不太在意，真正让他伤心的是，在物理意义上，他和过去的连接消失了。他告诉我，站在灰烬上时，他想到了博尔赫斯的《环形废墟》，在那个短篇的结尾，作者写道，“他宽慰地、惭愧地、害怕地知道他自己也是一个幻影，另一个人梦中的幻影。”

大火过后，温永锋花了一年时间重建这间房子，现在，失火的原址已经重建成了画室，供他的一位朋友作画。

妻子和三个孩子住在县城，温永锋久居山里。十岁的二女儿不能理解，有天傍晚，蹲在坡道上哭，“这里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，都是虫，死的、活的，还有蜘蛛，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这个地方呢？”温永锋问她，假如爸爸送她回家（县城的家）的话，她会干什么呢？女儿想了一会儿说：躺着。

要融入村里的生活，温永锋说，首先得像村民一样劳作，他已经习惯去山上砍柴，在院子里种菜。我们夜里喝的泉水，是他从对面山谷里引来的。他指给我看北斗七星，“太美了，到了夏天，往下一躺你就融入了银河。再有一个月，草丛里、竹林里全是萤火虫，星星点点地在那儿浮动。再待一辈子我也待不够。”他向往像康德这样的哲学家：他们一生都待在一个地方，不出远门，却有所成就。

碧山的外来者，比如吴永泽，都很乐意到温永锋的房子里呆着，也乐意向这位朋友咨询投资上的问题。在他们看来，老温有学识也有头脑，是个隐藏在山上的高人。

“别人就觉得你这个人有点神秘、有点装，真不是装，在这里我始终是一个平民。”温永锋说。他说，做翻译工作时他不想意义，只求谋生，他将自己定义为技术型人才，而非知识分子。

温永锋的书房外部

4

在关于碧山计划的种种记录中，我印象最深的是发起人欧宁的自白。他说，“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都在强调城市是成功生活的象征，我们做这个事情是要强调农村的价值。”

欧宁在广东遂溪县的农村长大，1993年毕业于深圳大学。他离家求学成功，妹妹却没那么顺利。他曾在多个场合提及，妹妹中学毕业去了深圳的玩具厂打工，尽管在深圳有了房子，也从未在城市里建立自信。他拍摄了两支关于城中村的纪录片《三元里》和《煤市街》，将镜头对准因为农村破产而涌入城市寻找生存机会的农民。同一时期，赵本山以农民形象活跃在春晚舞台上，他的小品成为民间理解农民的公共文本之一。学者刘岩在《历史、记忆、生产》一书里分析，在赵本山的小品里，“憨直、愚拙”的农民之所以引人发笑，就在于他们“总是踩不上现代化的点儿，无力与时代一起进步”。

欧宁和左靖希望以文化和艺术的角度介入乡村建设，改变农民的观念，让他们认识到农村的价值，进而对自己的生存方式产生自信。欧宁说，选择皖南乡村，是因为它不像遂溪农村那么贫困，民风不至于彪悍，又有大量的徽州文化资源可待挖掘。

当时，左靖在安徽大学任教。2011年，他带领学生在黟县调研民间手工艺，用两年时间出版了《黟县百工》一书。他们还举办了首届“碧山丰年庆”艺术展，邀请众多艺术家、建筑师和音乐人到访碧山：先锋书店创始人钱小华经此一行后，决定在碧山村开设碧山书局；五条人则在这里创作了《城市找猪》，歌词里写道，“农村已科学地长出了城市”。

但农村的现实远比他们想象得复杂。对黟县来说他们更像闯入者。他们似乎没做好和政府打交道的充足准备。阻碍越来越多。2012年，黟县政府邀请欧宁承办黟县国际摄影节。在欧宁计划中，第二届“碧山丰年庆”将会与摄影节同期举办。结果摄影节开幕前一天，两项活动都被紧急叫停。“取消活动我们也能理解，因为我们有大量的照片反映中国过度城市化导致的环境破坏。”欧宁后来说。碧山计划后来陷入停顿，但这些年来关于乡村建设的讨论，总是绕不开它。

5

吴永泽对碧山计划有看法，作为商人，他总觉得艺术家在乡村做艺术展，目的是展示给城里人。相较于文化和艺术，吴永泽更看重生产和交易，他认为这才是外地人融入本地的关键，也是事实上的乡村建设。

1975年，他出生于吉林省榆树市怀家乡，那里和黑龙江省一水之隔。“吴”姓在村里是孤姓名，势单力薄。他记忆里，家里很少有现金。父母在田地里足够辛勤地劳作，种玉米土豆，生活却没有因辛劳而改善。吴永泽幻想过无数次出生在村长家的场景。他第一次对“城里人”有了印象是1987年。那年春晚，费翔一身红色垫肩西装亮相，唱了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。“他长得超级帅，个子又高，衣服"buling buling’的，我就觉得，天呐，怎么世界是那样子的。”吴永泽回忆。

七年后，吴永泽考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。此后他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否定期。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，“‘怀家’按道理来说是一个取得很雅的名称，体现着很美妙的乡愁，值得我在同学面前吹嘘。可是后边加了一个‘乡’字，立即境界全无，变得土里土气，浑身的玉米碴子味。”他当时交了一位在城里的女朋友，因为花钱问题吵得厉害。吴永泽觉得自己的钱是公用的：学费既是亲戚凑出来的，他自然得有所回报。但女朋友在城里长大，没有受过这种恩惠，也很难理解这种义务。

“我人生的很多改变都是因为我学了外语。”吴永泽说。1998年他大学毕业后出国，他在外企做公关，又去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，在非洲推广中国工程技术标准。当时他每个月能挣一万元，而当时北京的月工资水平是六七百元。不久，他就在北京买了房。

“所以你其实在进城两三年后就接受了新的身份？”我问吴永泽。

“也不是，城乡差距导致的个人性格自卑，几乎是伴随终生的。”吴永泽说。

前些年，因为工作，在法国和意大利，吴永泽看到过理想的乡村生活：城市的生活在乡下开展，便利性不输城市，又拥有城市不具备的自然环境。2016年，因为温永锋介绍，他来黟县玩，惊讶于黟县的自然植物、建筑风格，地理位置好，距江浙沪的消费市场很近。碰上疫情，城市里没有事情可做，他来黟县越来越多。在丰梧村，他投资了朴蔓农场，种黑玉米、养鹿、办音乐节，把酒厂的米酒卖到北京和上海的市集。因为发现只有工厂赚钱，他又在麻田街开了一个香肠工厂。

在黟县，在温永锋的阁楼住过一阵后，吴永泽搬到了麻田街。房子二层只有一间卧室，一层是带院的茶室。厨房里没有刀，只有一口煎锅，煎鸡蛋和奶酪。在黟县，吴永泽主要靠蹭饭生活。夏天他六点前就起床，先去县城的球场打网球，一小时后上山，跳进水库游泳，然后在水库旁吃早饭。他有重新给事物命名的兴致，比如瓦尔登水库（位于丰梧村，在地图上叫丰口水库）、七里香山谷（地图上没有）。

我跟吴永泽去麻田街的“咖啡陪你”，店面在漳河北岸，临着一座始建于南宋的通济桥。这里是黟县古城区，保留了大量明清建筑。2015年，漳河两岸的直街和麻田街被评为安徽省历史文化街区，随后本地国企进行开发，王一寒也参与其中，把麻田街改造成了“黟川两岸文化街区”，并开了两家民宿。但游客多直奔宏村、西递，在县城停留很少，漳河两岸游客寥寥，生意一般。

吴永泽住到麻田街前，这家咖啡馆换了两任老板，因为毫无起色已经暂停营业。他找了几位朋友，各自出了几千块钱，买了一个咖啡机和果汁机，又把咖啡馆重开起来，“最差的结局就是开店的是我们，消费的也是我们，但至少多了一个大家没事就可以在这里呆着的地方。”他说。

我们在二楼的咖啡桌坐下，吴永泽讲起他融入乡村的经验：想要融入这里，就得出现在本地人婚丧嫁娶的重要场合，随份子，对老年人表现出充分的尊重。他也讲到徽州人“保守而有礼”的特点，黟县作为一个旅游城市的吸引力。吴永泽乐于谈论乡土社会，后来他给我列过一个清单，上面写了他想讨论的12个课题，其中包括野猪的困境、种田技巧、新上山下乡知识分子与新乡绅的角色。

吴永泽回味自己在城市的工作，觉得那是“规则范围内实现利益最大化，进行合法侵占，这种事情做多了，人完全变成了商业主体，没有一点人情味”，现在在乡下做生意，往往是玩平衡游戏，要兼顾人情与利益，与大城市的零和游戏不同。

6

史运爽35岁，穿着连帽卫衣、运动裤和棕色短靴，头发打了摩丝，三七分向后梳。2020年，他在朋友的邀请下来到黟县，在漳河两岸开了融合菜馆、咖啡馆、涮肉店和西餐厅。

咖啡馆正对着通济桥，坐在二楼窗台前的高脚凳上，能看见漳河，河对岸的古城，还有在漳河边洗衣服的人。尽管咖啡馆的外立面仍有马头墙，建筑内部也保留着天井和木窗，但家具不再是古朴的实木，而是白色金属座椅、露营箱咖啡桌。

来黟县前，史运爽在阿那亚做行政总监。阿那亚社区在秦皇岛，2014年还只是一片沙滩时，史运爽就睡在沙滩的帐篷里。有一阵子，他白天穿着救生衣，在海边带玩水上项目，傍晚准备篝火晚会，更晚些穿上正装，组织酒会。来黟县，一方面是自己想过一个慢节奏的生活，另一方面也想做自己的事业。他希望围绕着餐饮、民宿，打造“新乡居慢生活”，与景区经济区别开。他觉得这受惠于碧山计划打下的基础。“没有碧山工销社和先锋书局，也就没有碧山的今天，我们未来做的事情其实也是在借力。”

不过，跟吴永泽不同，尽管喜欢这里，但史运爽对于谈论乡村话题的兴趣不大。这可能跟年龄有关。另一个人夏玥的例子也是。乡村更像是年轻人们在城市以外的过渡。夏玥在碧山村开了一家店，店名就叫“一个店”。她把木窗、木门漆成暗红色，墙面刷成土黄色，找了一块废弃门板架起来当长桌。店里卖小商品，袜子、耳饰、毛毡包、动物摆件。夏玥留粉色短发，招呼客人时总站着，她在前台桌底放了瓶1.2升的可乐，忙得吃不上饭时就喝几口补充糖分。

夏玥快35岁，但却像我的同龄人：辽宁人，北漂，女孩儿，在互联网公司上班，没结婚，没多少存款，三年前才离开北京。我很好奇，官员和村民都欢迎城里来的投资客，那些逃离城市竞争的人，在乡村可以创造生活吗？

一天雨后，夏玥骑着电动车载我在村里村外转了一圈儿。在车上她说，2019年她离开北京，最直接的原因是自卑。干最后一份工作时，她卷入了公司派系斗争，遭到同事孤立，还得为领导承担责任。这些事说起来没完没了，她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，她怀疑自己不具备社会化的能力，并且自我意识过剩。

“你知道有一种叫流浪者的人吗？”夏玥问。她解释，就是那些在青年旅舍做义工的人，拿着两千多的工资，想着先干两天，结果一干两三年。“这种人多多少少有社会性人格障碍，但这是社会的失败，不代表我个人的失败，对吧？”

在黟县，第一年，听到电话响，夏玥仍然紧张得心慌。过去她在万达影业编辑刊物，手机铃声如果在半夜响起，就意味着发生了出版事故。领导常用命令的口气说，“不能出错”、“马虎不是出错的借口”。那阵子压力太大，她做梦都在开会、改稿。

开店三年，夏玥没有攒到钱，甚至有些亏损：赚了6万多，慢慢花没了，再赚8万多，又花没了。就这样循环。跟在北京时一样，她想结婚，并且有生育焦虑。但她又说，无论如何，待在乡下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挺快乐。“我逃避能解决问题，我还是逃避，我不觉得人必须看心理医生，必须要治好毛病。就自己待着就好了。我不内耗就可以了。”她说。

7

去黟县前，我猜想那里或许存在一种生活实践，既有益于身心，又对乡村有利。

我出生于安徽省岳西县，一座地处皖西南大别山区的县城，离黟县3小时车程。无论物质上，还是文化上，小地方的贫瘠让我不满，有时候甚至为此羞耻，青春期，我最急迫的冲动是逃离家乡。等考上大学，进入城市，我又感到惶惑。和吴永泽一样，我一度无法正视“农村”这个词。我试图在文学里寻求慰藉，但很快就厌倦了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乡土叙事，在知识精英的视角里，我总是看到凋敝的乡村、愚昧的农民和作者一厢情愿的怀乡病。

真正回忆故乡的时候，我常常想起少年时代无忧无虑的乡村生活，骑自行车冲向下坡路的畅快，和好友徒步到山里露宿时，我们一起哼唱《友谊天长地久》。但童年记忆里的那些“纯真”，显然也不能概括乡村的全貌。在乡村，生活本身就是首要目的，而不是为外界提供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想象，也不是提供愚昧落后的批判样本。

因为历史文化的痕迹，又经历过知识分子改造，黟县固然不是一个典型的乡村。在这里，我认识的这些人都经历过“城市化”，有北京、上海或者省会城市的生活经验。这符合欧宁多年前的判断：返乡的条件一个是思想，他已经过腻了（大家以为很好的）城市生活，第二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，以保障在农村的生活是舒适的。

回北京后，我又和温永锋、吴永泽联系了一次。吴永泽尝试拍视频、直播，要把农产品卖到城市。我希望当地农民能跟他一起赚到钱，实现他对乡村的期许。温永锋隐居已经第十年了，希望他能继续随心所愿，继续隐居下去。

关键词：